赔本运物资到武汉 逆行卡友背后的辛酸

外貌協會的會長

做一个帅气的卡友很累，这点我真的深有体会。

正月初二上午出发前，卡车司机王庆民在朋友圈上传了自拍，他戴着口罩，右手比画了个“V”:“为武汉去运输抗疫物资，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湖北全省医疗、生活物质都告急，急需外界送达，开了30年车的王庆民成为“最美逆行者”中的一员。但是，“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的最新调查显示，这些冒着危险坚持运输的卡车司机，86%的人收入低于去年同期。更多的卡车司机被迫停工，但他们和王庆民一样心系疫区，有过半的人都自发参加了与疫情相关的公益活动或捐款。

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位网购者都盼望以最快的速度收到快递，商家和购物平台也以“极速抵达”吸引顾客。但大多数人在拿到快递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背后有3000万卡车司机的努力——他们承载了全国76%的货运量。如果不是“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持续做了3年调查，这个庞大的群体可能至今还在沉默。

▎“倒贴”都主动往湖北运货

从2017年起，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成立“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将调查目光注意到卡车司机身上。“主要是这个群体在国民经济和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一直被社会所忽视。”课题组成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周潇说。
男性为主，平均年龄36.6岁，主要来自于农业大省和欠发达地区，一半以上是初中文化程度，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最长连续开车10小时以上。这是课题组完成第一次调查后，对中国卡车司机做的基本画像。

正是这次调查，将卡车司机群体推到公众面前，此后在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开始出现不少“网红”卡车司机。2018年12月，快手上有名的卡车司机倪万辉夫妇在西藏拉货，因缺氧双双遭遇不幸时，曾在网上引发一轮悼念。

此后，课题组又发布了《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2》和《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3》。随着访谈进一步深入，开始关注到卡车上的跟车女性“卡嫂”，以及只占卡车司机群体1%的女司机。这些女性的加入，让卡车司机的生活状况更清晰立体，群体形象也更加鲜活了。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陆续实行限制人员流动的防控政策，以往长期在各省市之间奔波穿梭的卡车司机，大多因为无货可拉，只好在家做起了“宅男”。2月23日，也就是武汉封城整整一个月后，课题组又做了“疫情下的卡车司机调查”，并以预印本的形式，首先在互联网上公布。

这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2742份，样本分布遍及28个省市区，反映了最近一段时间卡车司机的生活状况。他们基本都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一旦失去了经济来源，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除了养家糊口，卡车司机相当大一笔开支是用于归还各种贷款，其中近一半人每月要还3000多元的房贷和车贷，有近30%的人每月还款金额甚至超过9000元。

但是当病毒肆虐，疫区急需运送物资时，很多卡车司机主动站了出来。从2月2日开始，刘世海率领的车队就开着一辆辆重卡，前后六次在山东和湖北之间往返，负责运送消毒水等防疫用品，累计运送180吨消毒物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区的困难。

非常时期从事货运，是不是能赚更多钱呢?调查结果却显示，这段时期的卡车司机，如果是受雇，65%的人工资与平时相当，19%的人工资低于从前，收入上涨的人只占3%。如果车是自己的，更是高达80%的人收入呈明显下降。“我根本就不是为了钱，物资运完到现在这么久了，油钱都是我自己付的，后面可能会有点补贴，但还不够我车辆耗损呢。”王庆民告诉调查组，当初他在朋友圈发出要去武汉送货时，有人竟说他“想钱想疯掉了”，当时就“气得手都在发抖”。

▎为卡车司机“去污名化”

那些因疫情没法出门的卡车司机，很多也像王庆民一样热心，超过一半的人都参加了社区、村委会的公益活动，或直接在手机上维灾区捐钱。

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周潇并不意外。她说，卡车司机长年累月走南闯北，既经历过风餐露宿，也遭遇过车坏抛锚，早些年不少地方还有“车匪路霸”。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个群体本身互助性就比较强，近年来一些公益组织也在有意介入，逐渐地，卡车司机身上传统的江湖义气，在向公益精神转变“，今后卡车司机可能逐步地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公益精神的群体”。

和很多人一样，周潇在没有接触卡车司机之前，对他们的印象是模糊而遥远的，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服务站看到停靠的那些重卡，车轮差不多和她人一样高，车身动辄十多米长“，就想赶紧躲开”。

2017年开始，周潇参与了卡车司机状况调查，前后去过四川、山东、广东等地，做了几十个面对面访谈，了解到他们承担的生活压力、工作中的劳累和艰辛、磨砺出来的技术和生存智慧，再次见到卡车司机，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在路上遇到卡车，总会忍不住往驾驶室里看一眼，想这位司机是不是还在还车贷，有几个孩子要养，他这趟活怎么找的。”

受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影响，在西方影视剧中，卡车司机更多以偏浪漫、自由的形象出现，这与中国卡车司机的形象似乎迥然不同。周潇认为，这里面有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浪漫、自由也只是西方卡车司机的一面，如果去看西方学者做的卡车司机学术研究，这个群体也面临着身体健康、精神健康、职业压力、生存困境等各种问题。可见在现实生活中，中西方卡车司机的真实状况其实是有相近之处的。

不可否认，在国内，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众心目中的卡车司机形象多少有点负面。“形象上确实不太光鲜。”周潇说，比如汽油的油品质量不高，一路带来空气污染;车跑太久，车况有时破破烂烂;因为种种原因，卡车超载超限问题一度比较突出......这些事实，再加上一些媒体的刻意宣传和渲染，使得卡车司机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了。“我们做卡车司机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卡车司机的真实状况呈现出来，去除这种污名化。”

这个目前已持续了3年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反过来对很多卡车司机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出版的三本系列报告，课题组每次都会送到访谈对象手中，有些卡车司机还在报告出版时，被调查组邀请到北京参加新书发布仪式。

周潇认为，通过接受访谈和阅读调查报告，一些卡车司机对自己有了更多的反思。在此之前，他们可能就只是开车的，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现在有的人就会思考，反思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面临怎样一个处境，是什么因素在影响我......“我觉得我们的调查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卡车司机的自我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