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30年 汽车界令人尴尬难堪的1984年

青春就得二着过

做一个帅气的卡友很累，这点我真的深有体会。

在强势增长31.4%的背景下，1984年全国汽车产量达到31.5万辆。但是，当年汽车进口达到创纪录的14.87万辆，次年（1985年）进口汽车更高达35.4万辆，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汽车进口的峰值，耗费国家宝贵的巨额外汇。

“垂直换型”后的一汽解放中型卡车

近日，记者关注到某搜索引擎上的一则问答。问：1984年都有什么汽车？答：东风，解放。提问者评价：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是的，如果让我们回到1984年，看一看中国汽车市场到底都有什么车？

当时，除了一汽的解放、二汽（东风）的东风两大品牌中型卡车，再就是北京的“北京牌”、南京的“跃进牌”轻型卡车，济南的“黄河牌”重型卡车，以及“北京牌”越野车（民间常说的：212吉普车）；当然还有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上海牌”轿车，其他多是敲敲打打的改装车。

中国汽车产业这一状况，后来被总结为耳熟能详的“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当时，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为0.5辆，在全世界14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有人比较说，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比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还低。

中国汽车产业的落后还体现在产品结构上。在世界汽车产业的车型比重中，商用车(卡车、载重车)与乘用车(轿车和SUV、MPV)的比例是2∶8左右，即乘用车要占八成左右的市场份额；而我国的比例是9∶1，乘用车只有一成，呈严重的“倒挂”状，而且主导产品还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与世界汽车产业发展潮流相违背的中型货车。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口的菲亚特126P微型轿车

在汽车老人、原国家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的眼中：1953年到1984年，中国汽车工业基本上是“中国卡车工业”。此评价可谓：一语中的。1984年，由于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政府财力明显增强，中央与地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公车消费开始由较高职务向较低职务扩展，而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也出现购车用车的苗头。

此时，一个重要的，甚至影响到今天和未来国民经济发展、汽车产业发展的文件出现：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

多年之后，人们评论说，这是国家从政策上第一次明确私人购置汽车的合法性，是国家关于汽车消费政策质的飞跃，中国汽车消费开始从公款购车单一渠道转向多元化消费。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大量进口的日本皇冠轿车

也许是作为回应，在强势增长31.4%的背景下，1984年全国汽车产量达到31.5万辆。但是，当年汽车进口达到创纪录的14.87万辆，次年（1985年）进口汽车更高达35.4万辆，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汽车进口的峰值；而1986年的进口车也超过15万辆。这65万辆进口汽车绝大多数是小轿车，耗费国家宝贵的巨额外汇。

在巨大的市场缺口面前，有人开始铤而走险。据中纪委等部门《关于海南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海南区党委、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从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共批准进口汽车（包括组装件）8.9万多辆（90%以上是小轿车、面包车），已到货7.9万辆。中国汽车产业所受到的刺激，不仅是来自国内市场的窘迫。早在1980 年，日本汽车年产量已达1104万辆，首次超过美国的801万辆，成为世界第一。

更让中国汽车产业难以理解的是， 1984 年，全球领先的通用、丰田两大汽车公司竟然也有“合资合作”一说，两大巨头共同合营的“新联合汽车公司”在美国投产。双方合作的背景是：1982年，美国汽车产量达到1958年以来的新低——510万辆。显然，在美国汽车几乎已被日本“揭去底裤”的时候，通用汽车才不得不稍稍低下那高傲的头颅，以“合资”的形式打探丰田这一新对手所谓“精益生产”的底细。

1984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汽车工业发展问题，提出“我国汽车工业要有大的发展”。

上海汽车厂生产的“上海牌”轿车，曾经是省部级领导的标配

实际上，早在1978 年年底，为实现出口创汇，国家决定引进一条轿车装备线，由国家计委立项，地点就选在已有一定轿车工业基础的上海，改造还在生产的上海汽车厂（设计产能约为每年生产5000辆“上海牌”轿车）。

那么，令国人至今也念念不忘的“红旗”在哪儿？早在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就刊出“红旗”轿车停产令：“‘红旗’牌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1982年，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一成立，我们就马上打报告，要求允许上海汽车厂加大投入，组织大批量生产轿车，以替代进口”。汽车老人、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曾对笔者回忆说。

由于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经济，当时的中国汽车企业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都极度匮乏，要发展、要进步，也只能“打报告，伸手要”。

1984年10月1日，在国庆35周年盛大庆典上，邓小平乘坐红旗敞篷车检阅部队

1984年，中国汽车产业被动之处还在于，高层对汽车行业管理的不满，并提出较严厉的批评。有汽车老人这样回忆：

1984年7月21日，一汽党委书记徐元存、厂长黄兆銮等四位领导联名写信给当时的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对汽车行业管理体制问题提出批评，认为应该给企业独立自主经营权，不能把企业，尤其是像一汽这样的特大型企业当成一个车间而不给任何自主发展权。

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汽车工业发展。对于把汽车工业统管起来的想法，当时的中央领导批评说，“你们中汽公司想搞垄断”，并提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应该搞得虚一些，主要任务是搞好行业规划管理、信息、技术政策以及对中小企业进出口业务的服务，一汽、二汽才是实体企业。

可见，1984年，发展中的中国汽车产业遭遇到空前的尴尬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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